半月谈2010年半月评论汇总txt下载

 

第18期：共同建设网络时代的政治文明

当今时代，被称为网络时代或信息时代。温家宝总理在全国两会前与网民的在线交流，各地基层政府开通的论坛、信箱等，无一不激发了公众积极参与的巨大热情。这就是网络时代的印记与特点。网络问政，为什么会受到公众的普遍欢迎呢？因为这一举措体现了执政党对网络在现代社会具有的进步功能的信任与运用．反映了社会对通过网络在社会政治领域发挥积极作用的认同与期待。而在今天的中国社会能形成这样一种共识，对于国家的民主政治建设是至关重要的。

中国社会已然进入了信息化社会。以网络为主要特征的信息化不仅使得转型社会本已有的社会状态更加放大、更加凸显，甚至信息化本身就会改变既有的很多社会模式与社会行为。

在传统社会，信息的传递，从高到低层层逐级传达。不同地区之间、不同社会群体之间、不同地区的那些具有相同利益诉求的群体之间的交流相对比较少，社会活跃程度没有充分发育。仅从信息占有决定决策质量来看，这就使得执政者在正常情形下做出的决策确实要优于其他群体。而且执政者也比较容易出台“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策，即使有一到两个地区或群体有不同甚至反对的意见，但由于相互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和联络，也无关大局，影响不了既定政策；即使社会上出现了突发事件，也比较容易封锁消息，把影响控制在尽可能小的范围之内，然后慢慢寻找对策。

但是进入信息时代后，这种执政方式和执政理念已经很难再奏效了。信息化的发展、特别是网络技术的进步，把整个地球缩小成了一个“地球村”。在网络中，空间消失了，边界不复存在了，地位、身份、层级不再具有实际意义，无论咫尺还是天涯，无论是最高决策者还是社会普通群众，都可以无障碍地出现在同一个平台中。信息可以方便地获取，信息也能迅即地传播。

这样开放的技术状态直接导致相应开放的社会状态，任何执政者都应在公开、透明的情况下迅速做出决策，其决策结果必然直接接受社会大众的评判与检验。现在的情形是，执政者对某一项社会政策的决策所依据的信息与社会大众所拥有的相差无几，甚至出于体制的或机构的原因，其信息获取的及时性、全面性、客观性、有效性不见得比普通大众快多少、好多少、真多少和高多少，如果仍然停留于过去的理念模式，满足于过去的方式方法，不仅不可能执好政，还会引发严重的问题。这些年来，某些地方在应对一些突发性事件中表现出来的被动与无奈，就给我们在信息时代执政上了很深刻的一课。这也就是为什么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央领导同志曾多次在不同场合强调重视通过网络获取信息的缘由。

更进一步看，互联网络正逐渐成为社会大众有效政治参与，消解僵化体制、对抗不良权力行为的锐利武器。

在传统的社会，某一社会个体即使有很好的想法、有极其迫切的要求，但其诉求与想法如何表达出来为社会、为大众、为政治组织所知道、所了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即使想方设法表达出来了’，由于传播手段的制约，也很有可能只是为少数人、小范围所了解，很难在较大范围内产生较大影响。但在以网络普及为主要标志的信息时代，这一情形有了根本性的转变。任何人、任何群体、任何组织，只要他愿意，都可以通过网络来表达他的要求、传播他的理念、贡献他的意见，并且通过网络寻找志同道合的赞同者与支持者，跨区域、甚至跨国界的形成看似虚拟但又能实实在在在政治发展中起作用的组织与团体，对现实社会中的政治组织及其政治行为产生影响。

这一变化从政治发展角度来看无疑是积极的、进步的，但对现实政治运行来说则是极具挑战性的。如果对此不能有积极有效的回应，会使本来没有事的地方发生事情，会使小问题衍生成大问题，更不用说现在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期和各种矛盾的凸显期。

也正因为如此，执政者对网络的重视并不仅仅是一种姿态，而是一种深刻的认识与清醒的自觉。因为对于执政党来说，面对互联网络汹涌澎湃的态势，不能不闻不问做泥胎，也不能掩耳盗铃做鸵鸟。

有的人以为马克思主义与网络相距较远，或者说网络是非马克思主义的。其实马克思主义就是建立在现代科学进步的基础之上的。恩格斯说过，科学发展中的每一个新发现，都使马克思感到衷心喜悦。中国共产党人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当然不会拒绝网络这项当今世界最重要的科技发明。不仅如此，共产党人还要勇于学习各种新的信息技术，善于用新的信息技术来为政党更好地执政服务，让信息技术成为中国共产党人执政的利器，而不是相反。

第19期：“傻好人”不孤单

两三年前热播的电视剧《士兵突击》引发了一场有关“聪明人”和“傻子”的争论。剧中人物许三多是一个十足的“傻子”，从小被人欺负，反应迟钝，屡出洋相，没有特长，更没有远大抱负。但是正因为从小被欺负，所以跑步（逃跑）的速度特别快：正因为反应迟钝，他看书是一本不落地从书架上的A看到Z;正因为害怕出洋相，他战战兢兢，做每一件事都是那么刻苦和卖命；正因为没有特长，他拼命做好每一个细节：正因为没有远大抱负，他只一丝不苟做最简单的事情。当一些聪明人反被聪明误时，他已长成“参天大树”，无人能超越，无人不感慨。

热剧虽已退温，但“傻子”留给我们的沉思仍在发酵。

如果说许三多只是一个剧中“傻子”，还很虚无缥缈的话，那么鞍钢矿业公司管理员郭明义则是现实中的“傻子”，“傻”得实实在在、确确凿凿。郭明义的“傻”，“傻”在他总是抢着干别人不愿干的脏活、累活，“傻”在把自己一半以上的工资都用来做慈善事业，“傻”在20年献出了10倍于一名成人身上的血量，“傻”在利益诱惑面前，他不为所动，始终坚守自己的准则。

郭明又是一个好人，更是一个“傻好人”。但是在市场经济时代，在与利益的博弈中，道德似乎渐渐拜了下风，利己主义、拜金主义却大行其道。“做好人难”一次次拷问社会的道德良心。芸芸众生，又有几人能够有勇气像郭明义那样，“傻”得如此洒脱、如此坦然、如此无畏？

热心青年把路边被撞倒的老人送进医院，却被老人家属诬为肇事者；见义勇为者只身与歹徒搏斗，而周围众人却袖手旁观。好人难做，“傻好人”更难做。在利益争夺白热化的浊流中，一些人为一己之利，可以夫妻异梦、兄弟相残、父子反目。有些时候，行道德之举的成本往往高于做不道德之事的成本，为不德之事的收益往往高于成道德之义的收益。面对此种境况，有凡人甘愿自动放弃自己利益的一亩二分地？面对亲朋好友的嘲讽、曲解，多少行义者敢于直面孤独的人生？面对公众的漠视和“集体失语”，见义勇为者哪能不心寒？面对道德惩罚的缺失，褒奖制度的不健全，好人的合法权益又由谁来保障？

而郭明义的义举如一股道德的清风，让处于利益争斗的众人倍感震撼，让腰缠万贯却吝于慈善者相形见绌，让有志于做“傻好人”却无实际行动者坚定信心。观有德者之所为，今天下无德者思矣；观“傻好人”之所为，今天下“不傻”者愧矣。

“傻好人”是一种高尚的道德境界。若道德境界可分为大公无私、先公后私、公私兼顾和自私自利的话，“傻好人”大公无私、不求回报，斯为道德之最高境界。

“傻好人”是一种不朽的道德精神。郭明义用实际行动诠释了雷锋精神，其精神承自雷锋，传至众人．

“傻好人”是一种可贵的道德品质。郭明义的“傻好”是润物无声的好．不张扬，不做作，不虚妄，不浮躁，真真切切，扎扎实实，让受助者倍感温暖。

“傻好人”是一种持久的道德习惯。16年帮困助学、20年无偿献血、30年奉献不绝．持久的修为成就“傻好人”的人格魅力和精神高度。

“傻好人”不孤单。孤单，对于浮躁者是一种惩罚，对于有德者是一种修炼。郭明义化孤单为动力，化不解为鞭策，把枯燥做成有趣，把平凡做成伟大。郭明义不孤单，他的事迹触动、感动、带动着一群求真、求美、求善之人，他一呼百应，应者云集，“爱心联队”薪火相传，已成燎原之势。

“傻好人”是一个群体。郭明义不能孤单也不会孤单，“他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深山里的坚守者残疾医生黄世和，38年如一日，拖着病残的双腿奔走大山深处，不仅治病救人，还为闭塞的父老乡亲送去丰富的信息；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大别山“师魂”汪金权放弃名牌中学职位，扎根山沟沟从教22载，辛勤耕耘，默默奉献，并从微薄收入中拿出10多万元，资助200多名贫困学生完成学业。他们都具有大爱情怀，淡泊名利，甘守清贫，看起来都是“傻子”，但正是这些“傻好人”．铸就了民族的脊梁，树立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的道德标杆。

时代需要“傻好人”，时代呼唤“傻好人”。“傻好人”的人格魅力，不仅在于持之以恒的修为，以澄清心灵，提升境界，更在于这种大爱强大的凝聚力、穿透力、辐射力。它以高尚的境界感染人，以不朽的精神触动人，以可贵的品质修炼人，以持久的习惯塑造人，从而带动更多的人参与到公民道德建设中，为我国精神文明建设贡献巨大力量。

 

第20期：“十二五”，改革再攻坚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如此定位即将开始的下一个五年：“十二五”时期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是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全会强调，改革是加快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强大动力，必须以更大的决心和勇气全面推进各领域改个，大力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加快推进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这意味着，今后五年仍将成为“改革年”，并且是“改革攻坚之年”。

中央的这一高调宣示，与胡锦涛、温家宝等此前关于改革的一系列重要讲话一脉相承，客观上是对近几年围绕改革问题所产生的诸多争论的回应，也指明了改革的着力点和方向，有助于纠正这些对改革的偏颇甚至错误的认识。从而在全社会最大限度地凝聚起改革共识。

总所周知，中国经济社会30多年来得以飞速发展的基本经验，就是改革开放。然而，进入新世纪以来，改革遭遇了某种“瓶颈”，一股怀疑、动摇乃至否定改革的情绪有所蔓延。

改革在认知上的这种分歧以及实践中的胶着，恰恰反映了中国改革大爷的艰巨和复杂。实际上，剖析改革进程中引发人们疑虑的种种困难和问题，它们并非改革本身造成的，相反，正是改革不够彻底或者出现偏差所致。一方面，是经济体制改革没有真正到位，尚未建立起完备、健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另一方面，是政治、社会、文化等领域的改革同经济体质改革不相匹配，特别是政治体制改革和社会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掣肘因素。

中央高层对此有着清醒而深刻的体认，五中全会表示将推进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体制在内的全方位改革，可谓高屋建瓴，切中要害。全会确定的基本经济制度、行政体制、财税体制、金融体制、资源性产品和要素市场以及社会事业体制等六大改革重点，更是体现了对“十二五”期间改革路径的精准把握。

人们在解决温饱问题之后，必然更加关注平等、公平、正义。推进民生新政的深化，打破利益分享的瓶颈，必然引发公民权利保障的强烈诉求。加快改革的任务，更多地指向“社会事业”，指向“公共领域”，指向“公民权益”。

利益集团化、利益部门化、利益地方化，已成地方政府智力顽疾。权力与资本联手形成的利益集团在改革中所扮演的角色，让不少改革成果被吞噬，使许多改革政策变形，权钱交易的手段花样不断翻新，腐败敛财的环节链条不断不断拉长。加快社会体制改革，积极稳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已是当务之急。从经济体制改革进发，于社会体制改革突破，向政治体制改革深入。社会体制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配套和延伸，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支持、承载和奠基。

十六大以来，中央陆续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构建和谐社会等重要战略思想。十七届五中全会又提出“十二五”期间要以科学发展观为主题，以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为主线，并强调了四个“更加注重”。这些执政理念和执政目标，顺应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趋势，因应了内外部环境的最新变化，呼吁了广大民众的诉求和愿望；而这些理念和目标的实现，无一不有赖于改革的全面、纵深推进，特别是以行政体制改革为突破口的政治体制改革。

深入推进改革，必须坚持经济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法治化的改革大方向，这一点丝毫不能动摇。当前，决定改革整体成效的核心问题，则是要加大政府自身的改革力度，尽快实现政府职能的根本转变。

毋庸讳言，虽然经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但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十分完善，市场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尚未充分发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尚未完全厘清。一个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政府垄断了对土地、信贷、能源资源等重要稀缺品的配置权力，生产要素价格形成机制受到较多的行政干预，资本、资源的价格总体偏低。在住房、医疗、教育等关乎民生的问题上，之所以在一定时期内激发了较为突出的社会矛盾，则是由于有些政府部门将本该由其承担的责任推向了市场，导致公共服务产品过度商业化，甚至以“公司化”的面目直接投身市场，从中牟取利益。

校正政府职能的越位、缺位和错位，使政府切实转变为更多提供良好法制环境、基本服务和保障的公共政府，仍是当下改革攻坚的重中之重。政府改革在改革的全局当中，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一子活而全盘活的作用。当然，在此过程中需要财税体制等各方面的配套改革。

五中全会论及“十二五”改革时，使用了“更大的决心和勇气”这样罕见的词汇，凸显了改革的紧迫和难度。毫无疑问，和决心、勇气一样重要的，还有驾驭改革的智慧。

{:soso_e100:}   谢谢楼主分享TXT文件哦

非常不错，值得学习研究。